日本的野蛮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国破家亡的苦难沉淀于民众的内心深处，但侵略者的罪恶并没有完全使其沉沦于苦难而难以自拔，越来越多的民众由自发到自觉，奋起抗争，赋予苦难历程以庄严的意涵。约翰逊认为日军的入侵摧毁了中国农民长久以来的狭隘观念与政治漠然的惯习，民众的民族意识发展起来，起而抵抗入侵者，但缺乏有效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因时领导民众进行坚决的抗日斗争。马克·赛尔登则认为，“当约翰逊假定日军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激发民族主义，他甚至于无暇顾及日军进攻各地乡村的不同遭遇”。“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强加的道德要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原因，亦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他们的行为”，揆诸具体的抗战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日军的侵略，民众的应对并非总如约翰逊所言，民族意识会自然发展起来，而是呈现出忍耐、恐惧、逃难、抗争等不同的应对方式。赛尔登的看法注意到面对日军侵略，不同境遇下的乡村民众的不同应对态度，并进一步阐明日军入侵与中国民众民族意识发展的重要关联，无疑有其重要意义。黄道炫进一步指出，抗战时期民众的民族意识既非自动生成，亦非一直处于无助的顺从状态，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由分散到集中、由乡土观念到国家意识的嬗变历程。面对日军的掠夺杀戮，“民众的民族意识仍然很难敌得过现实生存的消磨……思想和情绪无法敌过现实，尽管在最黑暗的时代也会有舍生取义的志士，但更多的普通百姓还是要维持自己的生存”。

“当外部力量或自然灾害似乎压倒了农民，并破坏了正常的经验分类时，这个另类世界可能会制定新的行动方针，并开辟新的可能性。”正是日军对中国的暴力侵略“实际成为中国民族意识勃发最重要的推动力”，民众民族意识由自发到自觉，由湖面涟漪到滔天巨浪，“有赖于强有力的军政力量的支持，也和广泛的宣传动员无法分开”。有效的政治动员、严密的组织形式、正确的军事方针，在实现民众从自发到自觉抗争的转换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通过卓越的抗战动员和一系列服务于抗日和政权发展的有效经济措施，从而将广大民众的朴素乡土观念升华为众志成城抵御外侮、肇建新国的民族民主观念，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各阶层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对抗日根据地的整合能力大为增强，从经济、政治等诸方面为此后革命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由对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抗日动员历程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正是因应社会的剧烈变革，在国家和民族危难关头，挺身而出，坚决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力主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顽强和长期的军事斗争感召广大民众，深入乡村社会为民服务打动民众，以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抗日宣传方式引导民众，以全面深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凝聚民众，以革命根据地与日伪、国民党统治区的横向比较启迪民众，从而达到了抗日动员的目标，并为此后革命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