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瑞林

1996年5月以来，笔者在收集和研究钱币的过程中，曾先后在民间见到四枚银锭，亦即人们常说的银元宝。这种宝银的两端呈圆孤形并向上隆起，高翘如船状，整个银锭呈马蹄形，其面有三行楷书铭文：左为“丁丑年造”，右为“四十八两”，中间是四个楷书大字“大明元宝”，“宝”字中部写法从二“王”，均是阳文。经实测，这四枚银锭形制比较标准，造型统一，元宝正面通长107MM，厚度60MM，上下端等宽55MM，阔腰处宽63MM，底面通长61MM，上下端等宽38MM，腰宽43MM。表面凹陷，锭面隐约可见浇铸冷却后形成的水波纹，底坐略有凸凹呈蜂窝状，重量达1500克。

元宝，是中国货币史上一种特有的货币形式。它是一种银铸的贵金属，唐代始铸，并有实物存世。宋、金两代，时有铸造，元代时颇为盛行。这种银锭虽不是法定货币，但当时社会上却通常作流通货币使用。本文仅就笔者所见到的“大明元宝”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做一推论式的考证。

一、“大明元宝”的真伪问题

笔者就所见“大明元宝”的真伪问题征询过本地一些泉界同好的意见：有的认为实真；有的认为假造；有的提出质疑，真伪各半，难下结论。因笔者亦曾见过不少此类形制的元宝赝品，亦不敢擅自断言真伪。对此，借草此拙文之际，就“大明元宝”的出土概况、基本特征和鉴赏过程作一介绍：

1、出土概况：笔者在民间先后见到的这四枚“大明元宝”，时间跨度长达一年多。经详细询问银锭持有者，其中：二枚出土于商丘县古城郊区，系村民坑中取土时掘得；一枚出土于永城县茴村一带，系村民盖房挖地基时所获；一枚出土于夏邑火店乡下，系村民刨树时获得。由此可知，这四枚“大明元宝”出土地点不在一处，相距二、三百里；再者，从另一方面讲，这四枚“大明元宝”的持有人即不是倒买倒卖的投机钱商，也不是走村串乡收购古董的小贩，而是直接挖掘出银锭的乡下村民。因笔者闲暇时爱好收集和研究古币，非常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单位同事便介绍而来委托鉴定真伪，并不出让，故并不存在乡民假造以谋取暴利之事。 2、基本特征：经笔者细审辩识，这四枚银锭通体附着一层坚硬的褐黑色物质，外有一层黄土附体，裸露部分有灰黑色包浆，原始自然，显是出土未久之物。其中从商丘县城郊出土的一枚因乡民不识，用铁铲刻刮磨损较重，锭面文字损害更甚，露出洁白如雪的银质，给人以光亮温润、色泽调和的感觉，那紧紧粘附在银锭体上的褐黑色物质，如无数百年入土侵蚀之功是难以形成的。再观整个银锭制作精整，形制标准如传统之“元宝”型，锭面铭文书体端庄大方，笔划挺拔有力，凝重自然，极具名家气势，隐隐透出明末清初时期之书法韵味。“宝”字从二“王”，结构瑰丽奇秀，更富有时代特色，观之不禁令人拍案称奇。
3、鉴定结果：笔者曾陪银锭的持有者去当地人民银行金银收兑处咨询相关问题，并进行技术鉴定。在征得持有人同意后，对元宝进行了打洞取样分析，证实该锭属银质无疑，且成色较高，非一般民间藏银所能比。另一银锭持有者对他人“假锭非银”的看法十分不满，与人当场打赌，断然用锯条切开银锭，露出的不是铅锡物质，而是如雪质地的白银，令被赌者瞠目结舌，始料未及。因当时笔者在场，至今回想起来，仍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矣。

综上所述，笔者倾向第一种观点，亦即“大明元宝”确系明代故物。然而，这种“四十八两”之“大明元宝”却史无记载，至今各地仍不见有出土报告。近年来出版的《中国历史银锭》与《中国元宝图录》虽编著宏大，搜罗广泛，却也无此辑录。但我们并不能因之而否定它的存在，武断的认为属民间伪造或臆造品。

二、明代有无可能铸造“四十八两”之“大明元宝”

明初，政府推行纸钞，禁止民间私易金银。这种禁用金银的政策直到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方显松动，随即“朝野卒用银，其小者用钱。。。。。。钞壅不行”（1），到了弘治时期（1488――1505年），政府钱钞皆折银计算，纸币已经名存实亡。这一时期随着城市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增加，在一些行业里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与此相适应，表现在货币上的变革就是白银在明中叶获得正式货币地位，并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据史书记载，明代白银的使用，仍以锭为主，其银锭的形制基本上还是元代模式，为重约“五十两”的“元宝”形，不但银条少见，就是砖码形的银锭也少见，因为“元宝”携带比较方便。从前中国人携带钱财不是放在衣袋里，而是缠在腰间，左右各缠一个，故自古以来就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说法。

从史载、出土及传世的实物来看，明代的元宝重量是不统一的，即有五十两一锭的普通大元宝，也有各种重量不等的小元宝。明定陵曾出土银锭，长11.9厘米，宽7.4厘米，厚2.9厘米，重1861克，锭面铭文为阴刻文：“浙江金华府解万历四十七年征完解京库银伍拾两正计一定银匠沈其文”。近年山西太原明晋王陵还出土两枚金锭，形制与银锭相似（2）。另据《明会要》卷三五《课程四》：“嘉靖十四年。。。每二十两倾成一锭。”又“四十一年，。。。每五十两煎成锭，转解太仓，以备文武官员折俸等项支用。”《兰台奏疏》卷一《马从聘查参解官疏》：“题为解官换锭盗银，。。。臣等复取银锭原造字迹逐一辩验，每大锭上各造某州县漕折银一锭五十两整，及银匠姓名，小锭止造某州县及银匠姓名，并无造明银数。”1995年春，四川洪雅县明墓出土银锭一百二十几块，都是元宝形。每块自市枰几钱重到二十几两（3）。明代的银锭除重到几钱到五十几两外，亦有超大型的，重达五百两。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甲申纪事》载：“时内库尚存金一窖，银若干窖。元宝有重至五百两者，镌有永乐字，至是皆为贼有”。（见《玄览堂丛书》）。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日军抢到两枚大银锭。一枚上面有“万历四十五年四月吉造镇库宝银锭重五百两”字样。现藏日本造币局（4）。由此可见，明代的元宝大小是不等的，重量各异。有大锭，也有小锭，从这方面分析来看，明代铸造“四十八两”之“大明元宝”也是很有可能的，这符合当时明代白银使用实际和银锭铸造的惯例。

三、“大明元宝”的铸造时间问题

倘若能确定“四十八两”之“大明元宝”为明代之物，就有一个问题需要分析，即“大明元宝”铸于何时？是明早期、中期或是晚期。下面，我们结合相关史料及出土实物来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1、明初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太祖不许寸板下海，经济发展滞缓。在币制上，推行钱钞政策，禁用金银，甚至禁止开银矿。《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之二五一：“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明发行钱钞，不备金银本钱，禁止民间私易金银，只许以金银向政府换纸钞，官价钱一贯等于银一两，四贯等于金一两，虽说这种禁用金银，推行纸币的做法收效甚微，但明政府禁用金银的政策直到明英宗正统六年（1436年）才开始有所松动。因此，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明政府决不可能一方面禁用金银，一方面又去铸行“大明元宝”银锭。“大明元宝”的铸造时间绝对不会早于明英宗时期，只能是明中叶以后的事。

2、传世有一种“大明通宝”铜钱，背有户、工、帅、南等字。因泉界考证背铸户、工等字的做法，天启以后才盛行，故定为明末鲁王朱以海1644年铸行。但是否铸造过“大明元宝”史无记载，也无从查考，只有铸“大明通宝”的记载：黄宗义《行朝录》“崇桢十七年，（鲁）王回越，铸大明通宝钱”。三余氏《五藩实录》“鲁王名以海，避难台州，乙酉六月立，十二月铸大明通宝”。以朝代为名铸钱，在我国货币史上并不鲜见。它始于五代时的后蜀和南唐。但这类钱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并不铸行于朝初，而是铸行于朝末，甚至于亡朝亡国之后铸造。如唐朝几百年没有铸大唐通宝，而由五代十国时的南唐铸“大唐通宝”；宋朝在全国统一时的北宋没铸大宋元宝，而在仅保持半壁江山的南宋铸“大宋元宝”；蒙古人不在铁木真或忽必烈时铸大元通宝，而在币制行将崩溃的武宗时铸“大元通宝”；明朝不在洪武或永乐的鼎盛期铸行大明通宝，却在明末将要亡国时铸造“大明通宝”；满清不在康乾盛世铸大清铜币，而在国势日下、内外交困时铸行“大清铜币”。如此等等，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越到王朝衰微之时，统治权不稳固的时期，越喜欢夸大其辞，撑起空架子自欺欺人。明末的统治者铸行“大明通宝”或“大明元宝”，原欲祈求王朝永固、国势昌盛的心态怎么也抵不住狂风骤雨般的明末农民起义的打击，便转瞬之间梁倾柱摧、土崩瓦解了。故此，“大明元宝”铸造于明末乱世之际是极有可能的。

3、从银锭上文字的演变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明以前银锭上文字都是阴刻文，而且多是铸成后镌刻上去的。直到明初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仍在采用这种办法。如1955年春四川洪雅县明墓出土的银锭上面都有文字：阴刻文。这些银锭大多是正德年间所铸，少数为嘉靖初年所铸。明定陵所出土的五十两马蹄形银锭，属万历四十七年所铸，锭面上文字亦是阴刻文。这是明早期银锭所固有的特征。但到后来，就兼用阳文，并逐渐成为惯例。阳文多是打印上去的，或铸造的，没有事后刻上去的。明中叶以前，银锭这一货币形式还没有大规模的通行，至少明政府没有正式用银锭作普遍的支付工具。因此，地方和民间铸行的银锭上文字多是阴刻文、少有或没有阳文。即使有，也是打印上去的（5）。而笔者所见的这四枚“大明元宝”银锭上的文字全是阳文，且能一眼看出是铸造而成的，特征非常明显。这说明此“大明元宝”的铸造年代不在明初，而应是明代中叶以后。

4、从目前已出土发现的明代银锭实物看，明中叶以前，甚至明中叶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银锭上的文字数目是很多的。明以前元朝银锭上有50多字的，因明袭元式，故明代银锭上也有五、六十字的，这些文字有时是说明银锭的来源，上面差不多都有银匠的姓名，是银锭成色与重量的保证。前述明定陵与四川洪雅明墓出土的银锭，字数都达十几个到五、六十个不等，这是明中叶以前铸造银锭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明中叶以后，由于白银成为流通的主要货币，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实行的“班匠”征银和万历九年（1581年）推行的一条鞭法“计亩征银”，使得白银为各阶层人民所普遍需要。这就使得许多银锭上可以使用同样的文字，而不必一只只镌刻，故可以直接铸造成文字，方便快捷，更有利于白银的使用和银锭的流通。因此，文字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字数也由繁到简，相应的趋于减少，有的小锭上面只有一个年号。到了明后期，不仅大宗交易用银，连小买卖都使用白银，这在明朝的野史杂记、戏曲小说里都有生动而翔实的记录。因此，“大明元宝”上简捷而明快的文字更能适合明后期各阶层民间交易与贮藏的需要。那时，商人们以银量富，有银百万两称大贾；几十、几万两称中贾；千百两的则为小贾。上至皇帝、官僚，下至中小地主竞相搜刮积银，如明英宗朱祁镇就是一个爱好贮银的皇帝；正德、嘉靖时，权倾朝野的大臣刘瑾、朱宁、严嵩父子等所藏白银亦皆千、百万两计（6）。因此，“大明元宝”为明后期所铸造也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据的。

5、明朝自朱元璋1368年开国至1644年亡于李自成的277年里，货币是银、钞、钱兼行，观其钱文没有称“元宝”者。事实上，明朝一代，专以“通宝”为钱文，废除了“元宝”之称。究其原因，一是避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名讳；二是“元宝”二字可附合作“元朝之宝”于意不妥，故明代自大中钱到永历钱，不论大小，都固定称“通宝”，其读法方面也基本上废除了其它各种而独行顺读了。因此，从现已出土的明实物和史书记载的钱币中，我们不难发现，终明一朝，没有称作“元宝”的钱币存世。那么，如何理解“大明元宝”银锭呢？后世的臆造品？抑或现代人的伪作？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另一种解释：亦即明末清初战乱时期朝廷无暇顾及于此，地方和民间的私铸物。这一点，也是应当给以充分的认识与考虑的。

6、大明元宝银锭上铸有铭文“丁丑年造”字样，然“丁丑年”指的是哪一年？笔者推算，终明一朝的277年，其“丁丑年”号有五次，详见下表：

年 代 甲子纪年 明帝年号 备 注

1397年 丁丑年 洪武三十年 明太祖朱元璋

1457年 丁丑年 天顺元年 明英宗朱祁镇复位

1571年 丁丑年 正德十二年 明武宗朱厚照

1577年 丁丑年 万历五年 明神宗朱翊钧

1637年 丁丑年 崇祯十年 明思宗朱由检

从上表中来看，明代有5个帝王统治时期分别拥有“丁丑年”号。因前已论述，“大明元宝”的铸造时间只能是明中叶以后的事，故明洪武三十年和明天顺元年不再作过多的考究，只从以下三个年号析之：

（1）明正德年间并未铸行年号钱，而今出土和传世的正德钱实物为后世补铸。旧日民间对正德钱有各种附会之说，如“正德为游龙，佩之渡江河，无波涛之厄”；“身边若有正德钱，赌钱就会赢”等等。因之明末清初以至民国，民间多有仿铸，数量颇多。另据1955年四川洪雅明墓出土实物，正德年间的银锭面文字属阴刻文，仍属早期的铸造形制，故可以推论明正德十二年铸造“大明元宝”的可能性极小，也不合明例。

（2）明万历年间铸有万历通宝铜钱，至今存世倘多。另有一种万历通宝银钱，传世较少见。据《续文献通考》引《春明梦余录》载：“万历中给事中郝敬钱法议曰：每钱一文。。。曰大明通宝”。然未见有实物出土。万历时，由于名臣张居正专权决断，厉行改革，尤其是推行了有利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一条鞭法”，封建经济内部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贵金属白银已普遍投入流通，正式取得货币地位并发展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现已出土发现的万历年间大小不等的银钱、银锭为此提供了实物佐证。但那时的明政府、抑或地方与民间虽有铸行“大明元宝”银锭的时机与条件，但却无可能冒犯“大逆不道”之罪，讳太祖朱元璋之名铸造“大明元宝”的。 （3）明崇祯十年，连年灾荒，盗贼蜂起，“野无青草，十室九空”。而明朝官吏仍不顾人民死活严催赋税，横征暴敛，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明政府财亏气空，危机四伏，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更是对明王朝构成巨大威胁。外族满清崛起，扣关内侵之势已成。明王朝军费开支巨大，在财政匮乏并日益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肆行搜刮金银，四处募集军饷以应连年不断的战事。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明末统治者是否有可能将搜刮的白银、募集的军饷铸成银锭。据《明史·食货志二·赋役》载，那时的饷银名目是很繁多的，譬如“助饷”、“辽饷”、“剿饷”、“练饷”等等，种类博杂（7）。那时的商丘一带隶属河南布政司管辖，是明王朝调兵遣将围攻陕西农民军的后方，极有可能铸造“大明元宝”以充军饷；将宝文冠以“大明”虚张声势，在祈求国运昌盛的同时以掩国民之耳目。至于宝文上“元”字有讳太祖之名号，窃以为一方面因逢乱世，战事频繁之际明王朝的统治者已无暇顾及于此，一任地方所为了。另一方面钱文一改明初定制，以“元宝”称之，也许有一种在大明王朝江河日下之时，面对支离破碎的大明江山，一些地方官员出于对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的怀念之情，属于一种回光返照的精神寄托罢了。

另，有泉友认为：“大明元宝”并非明时所铸。据史载，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在其首领刘丽川的领导下在嘉定县举行起义并取得胜利，建立政权“大明国”。不久小刀会和“太平天国”联合，改称为“大明太平天国”，并于1854年7月，即咸丰四年六月铸造了“太平通宝”背日、月符号和背“明”字钱，可以想象刚建立的“大明国”，为扩大其政治影响和发展区域经济而铸造的“大明元宝”也是极有可能的。此观点可存一说，以备讨论。

参考资料：

（1）、《明史 .食货志 .钱钞》

（2）、胡振祺：《明晋王陵园出土金锭》.（《文物》1991年第一期 .）

（3）、《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5期45页刘志远《四川洪雅县明墓出土的银锭文字》

（4）、见奥平昌洪著《东亚钱志》第十二卷第45页到47页

（5）、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8页至659页

（6）、郎英著《七修类稿》卷十三《刘朱货财》；王世贞著《 州史料汇集》卷三十六《严氏富资》

（7）、《明史 .食货志 .赋役》